梁山七器：水浒故地出土的青铜器国宝

  清代道光年间，寿张县梁山脚下道沟村几个农人在地里干活时，误挖了被黄河淤泥埋葬的张良墓穴，发现里边有七件古物。考古专家通过盯梢调查，确认这是三千年前商周时期的青铜器，均属国宝，被命名为“梁山七器”。

  “梁山七器”出土后，遭到国内外保藏家的热捧、争购，首要被济宁士绅保藏。清代杨铎的《涵清阁金石记》最早记载：“济宁钟养田(衍培)近在寿张梁山下得古器七种：鼎三、彝一、盉一、尊一、甗一。”清道光十六年，济宁古董商场呈现了“梁山七器”的身影，成书于道光二十三年的《济宁金石志》中也有“梁山七器”的相关内容。

  “梁山七器”中的大保鼎，通高57.6厘米、口长35.8厘米、宽22.8厘米，重26千克。全体造型为方形、四足细长，鼎口双耳上浮雕双兽，腹部四面用圆雕、浮雕技法，别离饰有蕉叶纹和贪吃双兽纹。大保鼎四角扉棱凸起，柱足中部整理着圆盘，这在商周青铜器中是很共同、稀有的。大保鼎整个器物造型庄重厚重，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。大保鼎前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极高。

  鼎由新石器时代的陶鼎开展而来。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鼎，三足两耳，和五味之宝器也。”鼎开始是先民所用炊具，蒸煮肉类食器，相似今日人们运用的铁锅。前史上人们最早运用陶鼎，后来运用青铜鼎。

  大约4000多年前呈现青铜后，我国的青铜器制作开展迅猛。和西方比较，我国青铜器最大的特点是被归入礼制领域，所谓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。

  商周时期的文献记载很少，史学家研讨商周前史，特别垂青青铜器上的铭文，因而有“一字千金”之说。“梁山七器”大都铸有字数不等的铭文，这不只为揭开它们的奥秘来历供给了头绪，也为研讨商周前史供给了宝贵材料。

  青铜器上的铭文能够决议青铜器的前史价值。大保鼎的内壁尽管仅有“大保铸”三字铭文，却弥足宝贵。大保鼎因铭文而得名，一起也清晰了器物和太保召公的联系。

  在我国古文字中，“大”和“太”字形相同，其意相同，因而“大”便是“太”，大保鼎便是“太保鼎”。 “太保”是周朝官职称谓，担任太保的人，既是周王的辅弼重臣，又是最高的执政长官，位置显赫。《尚书》记载：“召公为保，周公为师，相成王左右。”《史记·周本纪》也说，“召公为保、周公为师，东伐淮夷”。

  召公，姓姬名奭，居官数十载。由于他开始的采邑在召(今陕西岐山西南)，故称召公或召伯。周武王逝世后，周成王年少，召公任太保，辅佐周成王。

  “梁山七器”中的大保簋，则是盛食物的容器，也是重要礼器，仍是西周前期与召公有关的重器。大保簋腹内有铭文：“王伐录子，圣摣厥，反。王降征令于大保。大保克敬亡谴。王迎大保，赐休余土，用兹彝对令。”意思是，周王讨伐录国，途中患病，回来。周王遂派太保率兵平定。太保不负圣望，完结讨伐之命。周王亲迎太保，还特许太保召公铸造太保鼎、太保簋、大史友甗、太保鸟卣等青铜器以示奖励。大保簋不只展示了西周时期顶尖的青铜器制作技能，也是召公显赫身份和位置的标志。

  “梁山七器”中的大史友甗，高52.2厘米、口径31.9厘米，重11.4千克，是古代蒸食的厨具。从结构和功能看，大史友甗的下半部叫鬲，便是锅，上半部叫甑，相当于蒸笼，底部有五个十字孔透蒸汽，这是西周前期甗的规范器。大史友甗内壁铸九字铭文：“大史友乍召公宝尊彝”。

  “梁山七器”中的“小臣艅犀尊”属鸟兽尊，为盛酒器，通高22.9厘米、长37厘米，全体为双角犀牛形，器口开于背部，盖已失。从形象上看，犀首前探、犀角上翘、双耳竖起，身体丰腴、四足粗大健壮、凝重结实，显得质朴稚拙。

  小臣艅犀尊的贵重之处不只在于造型，更重要的是上面的铭文：“丁巳，王少夔，王赐小臣夔贝，唯王来征人方，唯王十祀又五肜日。”铭文记叙了商王讨伐夷方之事，夷方是其时商朝封地外围的方国之一，商王讨伐夷方归途，适逢祭祀之时巡视亯庙。铭文中还记叙了商王恩赐小臣夔贝，小臣的职务为奴隶总管，因得到商王的恩赐而感到荣耀，所以铸制此器以作留念。

  小臣艅犀尊是现存于世的仅有一件以犀牛为造型的商代青铜器，是同类型青铜器中时代最早者，世所稀有。小臣艅犀尊现存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，是知名度最高的我国青铜器之一。国际上许多学术书刊都把它印在封面上，作为我国青铜器的代表。

  “梁山七器”的出土，凸显了古时梁山一带战略位置的重要性。梁山古时地处黄河岸边，坐落泰沂山区和华北平原的交代地带，自古就有氏族部落在此逐鹿征战。

  “梁山七器”为何会在寿张县梁山脚下出土呢？据有限的铭文材料，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观念。有的学者觉得，齐宣王七年，齐国伐燕，“梁山七器”或许被齐人掳掠的燕国宗庙重器，后随张良墓葬。也有学者觉得，召公在帮忙周成王平定武庚之乱后，铸造了这些青铜器，没有来得及带回国都或北部的燕国而留在此地。还有学者估测，“梁山七器”在山东出土，应该与泰山封禅有密切联系。

  现在“梁山七器”中只要大保鼎留在国内，保藏在天津博物馆。大保鼎先由济宁士绅钟养田收得，后由南海(今广州)人、时任山东布政使的李宗岱购得，1912年后，日照考古家、保藏家丁麟年取得。1917年，时任北洋政府“国务卿”的徐世昌得到音讯，日照丁麟年宗族要出售四件青铜重器——太保鼎、太师鼎、小克鼎及克钟，他便重金收入，并视若瑰宝。

  徐世昌逝世后，徐家人将太保鼎当作传家宝看护。新我国建立后，徐家后人深感由国家保管这个国宝更为安全。1958年，徐世昌的孙媳张秉慧把收藏了40多年的大保鼎捐献给天津文化局，遭到国家的赞誉。大保鼎现在是天津博物馆最具代表性的藏品，该馆的馆标便是依据太保鼎规划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