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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:2024-01-17 来源:爱游戏体育平台官网
清代道光年间,寿张县梁山脚下道沟村几个农人在地里干活时,误挖了被黄河淤泥埋葬的张良墓穴,发现里边有七件古物。考古专家通过盯梢调查,确认这是三千年前商周时期的青铜器,均属国宝,被命名为“梁山七器”。
“梁山七器”出土后,遭到国内外保藏家的热捧、争购,首要被济宁士绅保藏。清代杨铎的《涵清阁金石记》最早记载:“济宁钟养田(衍培)近在寿张梁山下得古器七种:鼎三、彝一、盉一、尊一、甗一。”清道光十六年,济宁古董商场呈现了“梁山七器”的身影,成书于道光二十三年的《济宁金石志》中也有“梁山七器”的相关内容。
“梁山七器”中的大保鼎,通高57.6厘米、口长35.8厘米、宽22.8厘米,重26千克。全体造型为方形、四足细长,鼎口双耳上浮雕双兽,腹部四面用圆雕、浮雕技法,别离饰有蕉叶纹和贪吃双兽纹。大保鼎四角扉棱凸起,柱足中部整理着圆盘,这在商周青铜器中是很共同、稀有的。大保鼎整个器物造型庄重厚重,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。大保鼎前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极高。
鼎由新石器时代的陶鼎开展而来。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说:“鼎,三足两耳,和五味之宝器也。”鼎开始是先民所用炊具,蒸煮肉类食器,相似今日人们运用的铁锅。前史上人们最早运用陶鼎,后来运用青铜鼎。
大约4000多年前呈现青铜后,我国的青铜器制作开展迅猛。和西方比较,我国青铜器最大的特点是被归入礼制领域,所谓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。
商周时期的文献记载很少,史学家研讨商周前史,特别垂青青铜器上的铭文,因而有“一字千金”之说。“梁山七器”大都铸有字数不等的铭文,这不只为揭开它们的奥秘来历供给了头绪,也为研讨商周前史供给了宝贵材料。
青铜器上的铭文能够决议青铜器的前史价值。大保鼎的内壁尽管仅有“大保铸”三字铭文,却弥足宝贵。大保鼎因铭文而得名,一起也清晰了器物和太保召公的联系。
在我国古文字中,“大”和“太”字形相同,其意相同,因而“大”便是“太”,大保鼎便是“太保鼎”。 “太保”是周朝官职称谓,担任太保的人,既是周王的辅弼重臣,又是最高的执政长官,位置显赫。《尚书》记载:“召公为保,周公为师,相成王左右。”《史记·周本纪》也说,“召公为保、周公为师,东伐淮夷”。
召公,姓姬名奭,居官数十载。由于他开始的采邑在召(今陕西岐山西南),故称召公或召伯。周武王逝世后,周成王年少,召公任太保,辅佐周成王。
“梁山七器”中的大保簋,则是盛食物的容器,也是重要礼器,仍是西周前期与召公有关的重器。大保簋腹内有铭文:“王伐录子,圣摣厥,反。王降征令于大保。大保克敬亡谴。王迎大保,赐休余土,用兹彝对令。”意思是,周王讨伐录国,途中患病,回来。周王遂派太保率兵平定。太保不负圣望,完结讨伐之命。周王亲迎太保,还特许太保召公铸造太保鼎、太保簋、大史友甗、太保鸟卣等青铜器以示奖励。大保簋不只展示了西周时期顶尖的青铜器制作技能,也是召公显赫身份和位置的标志。
“梁山七器”中的大史友甗,高52.2厘米、口径31.9厘米,重11.4千克,是古代蒸食的厨具。从结构和功能看,大史友甗的下半部叫鬲,便是锅,上半部叫甑,相当于蒸笼,底部有五个十字孔透蒸汽,这是西周前期甗的规范器。大史友甗内壁铸九字铭文:“大史友乍召公宝尊彝”。
“梁山七器”中的“小臣艅犀尊”属鸟兽尊,为盛酒器,通高22.9厘米、长37厘米,全体为双角犀牛形,器口开于背部,盖已失。从形象上看,犀首前探、犀角上翘、双耳竖起,身体丰腴、四足粗大健壮、凝重结实,显得质朴稚拙。
小臣艅犀尊的贵重之处不只在于造型,更重要的是上面的铭文:“丁巳,王少夔,王赐小臣夔贝,唯王来征人方,唯王十祀又五肜日。”铭文记叙了商王讨伐夷方之事,夷方是其时商朝封地外围的方国之一,商王讨伐夷方归途,适逢祭祀之时巡视亯庙。铭文中还记叙了商王恩赐小臣夔贝,小臣的职务为奴隶总管,因得到商王的恩赐而感到荣耀,所以铸制此器以作留念。
小臣艅犀尊是现存于世的仅有一件以犀牛为造型的商代青铜器,是同类型青铜器中时代最早者,世所稀有。小臣艅犀尊现存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,是知名度最高的我国青铜器之一。国际上许多学术书刊都把它印在封面上,作为我国青铜器的代表。
“梁山七器”的出土,凸显了古时梁山一带战略位置的重要性。梁山古时地处黄河岸边,坐落泰沂山区和华北平原的交代地带,自古就有氏族部落在此逐鹿征战。
“梁山七器”为何会在寿张县梁山脚下出土呢?据有限的铭文材料,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观念。有的学者觉得,齐宣王七年,齐国伐燕,“梁山七器”或许被齐人掳掠的燕国宗庙重器,后随张良墓葬。也有学者觉得,召公在帮忙周成王平定武庚之乱后,铸造了这些青铜器,没有来得及带回国都或北部的燕国而留在此地。还有学者估测,“梁山七器”在山东出土,应该与泰山封禅有密切联系。
现在“梁山七器”中只要大保鼎留在国内,保藏在天津博物馆。大保鼎先由济宁士绅钟养田收得,后由南海(今广州)人、时任山东布政使的李宗岱购得,1912年后,日照考古家、保藏家丁麟年取得。1917年,时任北洋政府“国务卿”的徐世昌得到音讯,日照丁麟年宗族要出售四件青铜重器——太保鼎、太师鼎、小克鼎及克钟,他便重金收入,并视若瑰宝。
徐世昌逝世后,徐家人将太保鼎当作传家宝看护。新我国建立后,徐家后人深感由国家保管这个国宝更为安全。1958年,徐世昌的孙媳张秉慧把收藏了40多年的大保鼎捐献给天津文化局,遭到国家的赞誉。大保鼎现在是天津博物馆最具代表性的藏品,该馆的馆标便是依据太保鼎规划的。